大闸蟹一直是地方流传的美食，在江浙沪一带流传。看清人笔记，凡是提到大闸蟹的一般都是江南文士。到了民国，大闸蟹开始在上流社会中流传，那时上海成为移民城市，各路人马聚集上海滩，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并称“三大亨”，杜月笙特别讲究做人，说人生要吃三碗面：体面、场面、情面。在秋冬设宴时必上大闸蟹，因为宴席有了这一上海特产才算得上体面。
大闸蟹名声暴起乃是在香港。解放之后，众多上海名流显贵移居香港，大闸蟹就从寻常吃食成为思乡之物，每到秋季，睹物思人，遥想当年胜景，已如昨日黄花，唯有这大闸蟹可解相思。我听新东方创始人之一的徐小平先生讲过他小时候的故事，他家在江苏泰兴，当地的大闸蟹都是要出口台湾香港，用以换取外汇，他们小时候螃蟹五毛五一斤，吃起来管够。当时的运输并没有现在发达，大闸蟹运抵香港台湾，死伤过半，自然价格上涨，又被各路名流追捧，一时间，大闸蟹成为港人眼中的尊贵食材，人人以吃蟹为贵。
这股风又以“出口转内销”的方式转移到内地，首先是广东沿海，受港台文化冲击猛烈，在80年代之后，吃蟹这种原本的普通人的美食渐渐成为有钱人的吃食，大闸蟹于是有了阶层属性。
具体大闸蟹风潮传播到北京，已经是90年代中后期的事情了。此时江主政朝廷，众多沪籍官员位列京官，江浙人士在朝为官，自然少不了思念家乡吃食，懂得此道的人自然少不了年年以大闸蟹孝敬诸位。要知道，在我朝，娱乐明星往往左右着穿衣时尚，政府官员往往决定着吃喝消费潮流，以拉菲为代表的波尔多葡萄酒在中国比以罗曼尼康帝为代表的勃艮第葡萄酒更为畅销，原始原因就是领导偏好；茅台酒的股票高涨总是比得过五粮液，也是因为领导喜欢；大闸蟹也是一样，风潮自上而下，普及民间，原本普通的大闸蟹便有了万千讲究，看产地，带戒指，辨真伪，年年中秋一蟹风行，大街上那么多挂着“阳澄湖”招牌的门店，一年不开张，开张抵一年，皆是如此。
美食之道，怕的是寻根溯源，那些貌似昂贵贵族奢华的吃食，去掉层层华丽外衣，无一不是苦出身，由民间而庙堂，由寻常物而不可一世。世间事，莫不如此，我说的也不仅仅是食物。我们所做的，仅仅是把它当成寻常物，掰开，先吃蟹腿，再吃蟹黄蟹膏，管它价值几何，吃爽了再说。
